新华网杭州７月１日电（记者 段菁菁）１９７６年，唐山发生大地震后，他把自己相当于一年的积蓄——３００元全部捐了出来；１９８８年，家乡浙江绍兴县梅墅村进行道路硬化和桥梁的改造，他主动拿出１万多元赞助款；１９９８年，长江发生特大洪灾，他二话不说带着自己刚刚开始盈利的企业，捐款５万元；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震的第二天，他再一次提着沉甸甸的塑料袋走进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办公室，将１０万元党费通过组织转交给四川灾区。

    浙江农民企业家祁友富或许想不到，他的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浙江省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的热潮，至今，浙江省党员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已达４．０１亿元。

    而在祁友富看来，这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在祁友富幼时的记忆中，父亲因跳进刺骨的冰水中救人导致肺部受到严重损伤，丧失了劳动能力，仅凭母亲微薄的收入根本维持不了一家十口人的生计。“我们年年都靠救济粮度日。可以说，是党和政府养活了我们。”从那时起，祁友富就对党充满了感激和信赖。

    曾经在四川当了六年兵的祁友富，３５年前，就是在离这次地震重灾区都江堰市不远的郫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川现在缺人缺钱，我年纪大了，也没办法到现场出一份力，只能出点钱。”祁友富说，“这笔党费，应该交。”

    然而，就在此前，祁友富经营的绍兴县顺利喷花服饰有限公司因更新设备流动资金一度紧张，为了凑齐１０万元钱，他揣着几本存折，顶着正午的炎炎烈日，跑了县里的多家银行。由于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还没有公布捐款账户，考虑再三，祁友富决定以“特殊党费”的形式，让钱在最短的时间里到达灾区人民的手里。

    ５月１５日，当祁友富得知企业中赵建春等４名川籍员工的老家都不同程度受了灾，立刻给他们结清工资，又资助每人２０００元的抚慰金。“先回去把亲人安顿好，有困难随时打电话给我。”临走前，他的话让每一个川籍老乡都吃了一颗定心丸。

    “老板对每一位外来人员都这样，总是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让身处异乡的我们倍感温暖。”来自重庆忠县的谢兰芝说，因为祁友富的这份理解和关心，谢兰芝和她的几名工友从出来打工到现在，一直在他的厂里上班，几年来都不曾有过“跳槽”的念头。

    １９７５年，祁友富从四川转业回乡，１９９３年开始创办自己的轧花厂。“现在企业发展壮大了，我有能力也应该去帮助别人，多为社会做点事，为党分忧。”这是祁友富经常念叨的一句话。他多次上门看望厂里生病的职工，并承担医疗费；逢年过节带着礼品看望生活拮据的三胞胎家庭；慷慨倾囊帮工友渡过生意难关；承担孤寡老人的生活费……

    对他人、对社会总是倾囊相助，而对自己和家人，祁友富自有一套生活逻辑。在生活上，他是出了名的“抠门”。他的衣服向来是一穿就是好几年，难得买件新衣服。

    “父亲总是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捐特殊党费，女儿祁利琴是事后才听说的。父亲的行动感染了祁利琴，她和丈夫捐钱捐物之外，还以女儿的名义捐了一笔钱。

    这一笔１０万元的“特殊党费”，让祁友富一下子成了“新闻人物”。这位朴实的农民企业家说：“我没想做宣传。我能有今天，全靠党的政策好。现在国家有难，我哪有不站出来的道理，我是一个老党员，多出一份力是应该的。”